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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緬懷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王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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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緬懷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王之卓

深切緬懷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王之卓

  • 分類:名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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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21-09-27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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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今天,我們以無比沉痛的心情,緬懷我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科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學家、優秀的教育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王之卓教授。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院士與世長辭,享年93歲?,F王之卓院士長眠于龍泉山孝恩園忠孝園。

深切緬懷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王之卓

【概要描述】今天,我們以無比沉痛的心情,緬懷我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科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學家、優秀的教育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王之卓教授。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院士與世長辭,享年93歲?,F王之卓院士長眠于龍泉山孝恩園忠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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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緬懷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王之卓


今天,我們以無比沉痛的心情,緬懷我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科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學家、優秀的教育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王之卓教授。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院士與世長辭,享年93歲?,F王之卓院士長眠于龍泉山孝恩園忠孝園。
王之卓(1909~2002),河北豐潤人。我國航空攝影測量和遙感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1932年畢業于交通大學。1934年庚款留英,就讀倫敦帝國學院。1935年獲該校特許工程師文憑。同年轉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航空攝影測量。1939年畢業回國,成為我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航測學者。先后在中山大學、中國地理研究所、陸地測量局工作。1946年至1949年,先后任交通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代理校長、校長,在困境中為保存交通大學校產作出了重要貢獻。解放后任交大校務委員會常委。1952年后參加創辦青島工學院、武漢測繪制圖學院,歷任教務長、系主任、武漢測繪學院副院長、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名譽校長等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之卓在有生之年開創了我國測繪學科新領域——遙感,帶領中國航測與遙感學科立于世界同類學科強國之林;解決了國家許多測繪方面的重大課題;培養出一大批優秀專業人才,建設了一支高水平的現代測繪隊伍。他的杰出成就和貢獻,贏得了世界科學界的尊重和贊譽。
1988年,國際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授予他“榮譽會員”稱號。這是世界攝影測量與遙感界的最高榮譽,按規定,在世的榮譽會員總數不得超過7人,只有在國際上有聲望和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才有資格當選。
1989年,聯邦德國攝影測量和遙感學會授予他“金博士”證書,并專門出版了《王之卓教授金博士紀念冊》,“向他及他為科學,特別是為攝影測量所作的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
1998年,他以89歲高齡榮獲第7屆陳嘉庚地球科學獎。
面對這些榮譽,他感到“非常慚愧和不安”。1998年12月的一天,王之卓在學術界為他舉行的90華誕暨執教60周年紀念會上,誠懇地說出自己心里的這種感受,并解釋道:“因為我在本行專業方面的貢獻實在不多,只不過是我年齡大一些,因此在本行專業方面比你們先走了一步。”
中國航測博士第一人
1928年,王之卓考入交通大學。在校4年,一切都自己做主:獨立生活,獨立思考,甚至經濟上也基本獨立——因他每年都能以優異成績爭取到各種獎學金,基本不要家里負擔。這種獨立精神,對于他后來的科學事業,具有潛在的影響。
1932年,王之卓從交通大學畢業后,放棄去清華大學做助教的機會,主動選擇到隴海鐵路工地工作。工地上塵沙飛揚,荒涼艱苦。他白天到野外作業,晚上在工棚里挑燈夜讀。王之卓曾回憶說:“不知怎么搞的,當時我就想到工地去做一些實際工作,同時也想一邊工作一邊復習,考出洋留學生。所以,當時我幾乎沒有猶豫,就選擇了到野外工地上工作。”
1934年,第二屆中英庚款留學報考工作開始。此屆留英庚款生共26名,其中有4名被指定必須攻讀測繪。王之卓以優異成績被錄取,成為4人中的1人。其余3人分別是夏堅白、陳永齡、董鐘林。
雖然這次選志愿是“包辦婚姻”,但自錄取那天起,王之卓一生與測繪不離不棄。幾十年后,這些當年只能隨機選擇專業的留學生,都成了我國著名科學家、中國測繪科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們嘔心瀝血,為中國的測繪科學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沒有辜負歷史的期望。
中國測繪的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見于《史記·夏本紀》中大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記載。公元724年,唐代高僧一行發起并主持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子午線測量,測量地點達12處,以今河南省為中心,北起今內蒙古自治區以北,南達今越南中部。在南北伸展約200公里近似位于同一子午線的4個點上,分別測出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正午的日影長度和北極的緯度,以及4點間的距離,進而推算出北極星每相差一度相應的地面位置,也就是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這是世界上進行的第一次子午線實測,比公元814年阿拉伯天文學家進行的子午線實測早了整整90年。
但是近代中國的測繪事業卻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測繪人才奇缺。庚款留英26名學生中指定4人攻讀測繪,就足以說明問題。
歷史賦予了王之卓等人機會,同時也賦予了他們沉重的使命與責任。1934年8月,王之卓一行抵達英國倫敦。當他們沿著繁華的街道,叩響一扇扇陌生的大門想租房子時,迎面投來一道道懷疑、蔑視的眼光令他們瞬間想起了鴉片戰爭失敗的恥辱。然而,正是這種刺激,激發了他們奮發圖強的決心。他和伙伴們僅用一年時間就讀完了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全部課程。當時在測繪科學方面領先世界的是德國,而不是英國。為了學到更先進的測繪科學知識,1935年8月,在李四光幫助下,王之卓與夏堅白、陳永齡一起轉入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測量學院。1937年王之卓獲該校特許工程師文憑,并開始攻讀航空攝影測量博士學位,師從德國著名科學家、測量界巨擘拉赫曼教授。1939年2月,王之卓以優異成績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成為我國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航空測量專家。
在德讀書期間,王之卓雖然生活有保障,妻子女兒也被接到身邊,但他卻時刻關注國內,常與夏堅白、陳永齡等一起討論回國以后如何推動中國的測繪事業。1939年,當他一獲得博士學位就決定啟程回國。此時國內戰火紛飛,妻子正懷著8個月的身孕,從德國到中國,漂洋過海,萬里迢迢,舟車勞頓,苦不堪言。但他“固執己見”,硬是扶著懷孕8個月的妻子,懷抱年僅5歲的長女輾轉數月,經法國、意大利、新加坡、香港,最后回到祖國。妻子在途經法國巴黎時,產下二女兒守范。
幾十年后,談到當時的情景,還有人很不理解。但王之卓卻淡淡地說:“那時也沒想什么,覺得回國是理所應當的,好像從來沒有想過會留在國外。”
在王之卓看來,回國跟回家一樣簡單自然,而回家是不需要想什么的。
回國后的王之卓,起先在內遷昆明的中山大學任教職。1940年,當他得知朱家驊用中英庚款在重慶北碚設立中國地理研究所,夏堅白、陳永齡等一批測繪界精英都在該所時,立即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投奔該所。當時雖說是在大后方,但仍不時有日本人的飛機轟炸,科學研究的條件也很差。盡管如此,他還是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航空測量空中三角計算之微分關系公式”等多項研究。鑒于我國測繪教材奇缺的局面,他還與夏堅白、陳永齡合編了測量學大學叢書(4冊),從而結束了我國高等測繪教育只用外國教科書的歷史,后因戰時困難,該叢書僅出版了《測量平差法》一冊就停了。
1944年,抗戰勝利在望,中美政府簽訂《中美航測合作合同》,擬在中國西南地區,用航測方法測繪一百萬分之一的航空圖,并成立中美航測合作隊。王之卓作為中國唯一的航測博士,參與該合同的商談和簽署,并先后被派往印度的美國空軍基地,負責培訓中美航測合作隊的中方航測人員,赴美國考察航空測量一年,以便擬定中國航測十年規劃,為抗戰勝利后中國重建做準備。
王之卓滿懷希望。然而,考察歸來時,日本人是被趕跑了,但蔣介石政府卻挑起內戰,中國航測十年規劃束之高閣。
出任交大工學院院長
1946年夏,王之卓懷著對現實的深深失望,決意受聘母校交通大學教授、工學院院長。當時,交大渝校剛從重慶復員上海不久,百廢待興,千頭萬緒。他一面積極參與全校的恢復工作,一面努力抓學院工作。這期間,他于工程人才的培養方面頗有思考。
1948年4月8日,是交通大學的校慶日,王之卓在《交大機械》創刊號上發表《機械工程師的培植》。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工程教育亦即人才培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寬口徑,必須與社會實際需要相聯系和為社會服務的基本思想。他認為工程技術的終極目的是增進人類幸福,要實現這一目的,工程教育就不能忽略人與人之間的科學。“凡科學應用于實用時,所涉及的各方面,作工程師的,都應該有相當的認識。”他特別強調管理科學對于工程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在中國,工業方面的失敗,失敗于技術方面的較少,而失敗于管理方面的較多。社會同工業的組織愈進步,管理同行政的作用也就愈形重要,在這種急速轉變的情況當中,實業的管理不但影響那種實業本身,而且隨時都在直接影響到整個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但他不認為培養這樣的人必須樣樣靠從學校老師的講授中得來,而是一半靠學校,一半靠社會。學校一半所應當做的就是“盡一個基礎”、“一種準備同培養”,“使得離開校門的工程師,最低限度能夠在這許多方面有接受學識的能力與欲望。”他同時指出:“一個大學生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要使他求智的效率增大,必須要使他自動的用功,自動用功的原動力是往往由他自己所能親自感覺到的需要而發生的,否則受學校的管束,為分數而努力,終于是毫無益處……為補救這種缺陷,利用假期在工廠里見習,當然是有十分必要的。”
同時,他還明確提出“注意實際而施以嚴格訓練”的教學原則,主張培養“以理為基礎,工為應用的高質量的研究人才、工程人才、教育人才”。此外,他還先后在《交大輪機》創刊號發表《本系的使命》、《交大造船》創刊號上發表《本校造船工程系的使命》等文章,表明了類似思想。他努力餞行這一思想:1948年1月,他召集工管系系務談話會,討論培養工程管理人才應重視教育質量,工學院開設工廠研究課,組織學生去各大工廠實地參觀。當月,工學院電機系4年級學生就參觀了上海電力公司及電機廠13處。3年級學生參觀了上海電信局。1948年2月20日,他又召集學院系務會,決定用津貼的辦法,鼓勵畢業生往邊區服務。1948年3月,工學院承接江蘇省公路局的“蘇北各路土壤穩定性實驗”項目。1948年5月13日至26日,他親自帶隊,和工學院教授柴志明及6名助教一起,率117名48級畢業生赴臺灣作畢業參觀,以增長實際知識。在臺灣期間,先后參觀了酒廠、樟腦廠、機車廠、水泥廠、機器廠、鉛廠、高雄港、臺灣大學等。此后,他在掌校期間還多次召開座談會,討論提高教學質量的問題,提出增設電機、土木、機械、航空等4個研究所,同時恢復其他研究所,還擬謀求與其他機構進行更多的“產學研”合作。
然而,由于當時交通大學正處于內戰非常時期,這些思想沒來得及深入貫徹施行。
維持校務力挽狂瀾
從1946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這一時期,是交通大學歷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導致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學校經費支絀,師生員工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為了反抗國民黨的暴政,上海學生運動此起彼伏,交大作為上海學生運動的“民主堡壘”更是走在最前頭。為此,國民黨軍警、特務多次抓走交大師生,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校園,學校陷于動蕩不安中,吳保豐、程孝剛兩任校長先后被迫辭職。
1948年7月,王之卓臨危受命,出掌代校長。10月,出掌校長。
他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此前,1948年2月,學校就通告,本校月經常費僅15億元(法幣),而1月份水電煤即需4億元,2月份將增至6倍,3月份薪金恐成問題。8月,校務會議報告:學校每月經常費僅10億元有零,而7月份的水電費幾達40億元,再加其他辦公等費,不敷甚巨。年底開始,由于政局變化,國民黨政府拖欠教育經費,通貨膨脹達到高潮,學校工資發不出來,學校面臨關門,師生員工面臨斷炊。11月,“教職員伙食團及學生各膳團存糧僅夠一二日。教職員家庭有半月之糧者寥寥無幾,一部分已改食三餐粥。”
生死存亡之際,如何使交大辦下去,考驗著校長王之卓的能力、智慧與勇氣。他一方面積極與政府、教育部交涉,為辦學經費和師生員工的生活費據理力爭,在有關場合大聲疾呼,要求教育部增撥教育經費和增加公費學生名額,改善公教人員待遇;另一方面在內部挖潛,健全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確定輕重緩急的資金使用原則,緊縮開支。還決定將接收的同文書院荒地辟為農場,征股籌辦,讓清寒學生參與管理,學校每月酌發工資,以解決學生的生活困難。
1949年春,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危機,王之卓殫心竭慮,往來奔走于民食調配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四處籌措師生應變口糧和學校應變經費,幾次代表上海各國立大專院校晉京(南京)催撥經費,甚至直面代總統李宗仁,為危機中的公教人員和青年學生請命。他曾在萬般無奈之中,與復旦、暨南、同濟等8所國立大學的校長聯名上書教育部:“王之卓等主持校務,目視同人之啼饑號寒,學生之難得飽食,毫無救濟之策,深感慚惶。王之卓等本不敢臨難茍免,但到此絕境實無顏戀棧,請準辭職。”同情、擔憂、無奈以及內心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無不見諸筆端。
但他欲罷不能。他感到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推著他前行,就像當年在國外拼命念書一樣,亦像當初迫切地想回國一樣。
為防止國民黨在潰退臺灣之前,對學校進行破壞或迫使遷往臺灣,王之卓依靠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地下黨領導的學生積極分子,積極開展應變工作,成立應變委員會,多次主持應變委員會全體會議,制定應變委員會章程,議決應變時期學校管理方面的各種規章和應急措施,組織疏散轉移校產。在這段危急緊迫的日子里,學校的行政組織一天也沒癱瘓:定期召開會議,處理各種事宜——畢業考試問題、成績計算問題、論文問題、疏散轉移的校產登記備案問題等等。
1949年4月26日凌晨1時左右,國民黨軍警用裝甲車撞開交大校門,逮捕了56名師生。當時,有5名學生自治會骨干躲藏起來一時沒被發現,但由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他們一時也難以脫身。為了解救這些學生,王之卓巧妙地用自己(校長)專用的轎車(校門口的軍警不敢攔阻)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們送出學校,使他們安全脫險。26日之后,學校被勒令疏散。4月30日,國民黨軍隊1800人進駐學校,部分未及轉移的校產面臨損失危險,師生員工面臨無處安身之境地。
王之卓憂心如焚,多次與軍方交涉,力爭保留部分建筑物用以存放物品;同時繼續安排轉移校產,還尋覓地方以備在最后時刻,疏散那些無處安身的學生。他還親往達人中學探視被捕關押的師生,給他們送去面包、罐頭、咸菜。數次致函軍事當局接洽保釋事宜。在交大地下黨和以他為代表的學校當局的奔走下,一些被捕師生最終獲保出獄。此前,他還營救過被國民黨軍警抓走的助教陳宏毅、學生何若平、教授陳維稷、副教授蘇延賓等。
非常時期,王之卓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和大智大勇印證了1948年7月2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監交員但蔭蓀在王之卓就職典禮及交接儀式上說的一句話:“王代校長有兩重品格為我所敬重,即友愛與和平,王先生的學問加上這種德性,一定能對交大有所貢獻。”
1948年4月8日,當交通大學建校53周年校慶在動蕩與危機中如期到來的時候,王之卓曾發表《今年的校慶》講話,語氣不勝沉痛。他說:“我們這53年的校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戰前時期,是我校創校建校的時期;第二個戰時時期是我校艱苦支撐的時期;第三個戰后時期是我?;謴团f觀,發揚光大的時期??墒莿倮?年,度過了三屆校慶,我們的期望既沒有達到,而學校的危機,卻是一年大似一年?;叵雱倮麣w來的第一屆校慶,正逢學校50周年,那時雖因復員未畢,沒有舉行擴大的慶祝,可是我們的心情是十分興奮的……如今第53周年校慶,也就是復員后的第四屆校慶又到了,環境上的困難,仍是一年比一年的增加;安定的威脅,也是一年比一年的擴大。往年學校的經費,員生生活,雖說艱苦,尚可勉力維持,而今卻快要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于是求安定的口號,又被繼起的‘爭生存’的呼聲所掩蓋了。”但同時,他又對未來充滿渴望和期待,似乎已預見了光明的來臨:“雖然如此,我們仍是懷著無限的興奮,來迎接今年的校慶,因為我們瞻望前途,已看到和平的曙光,使我們產生出一種新的希望。我們知道,只有大局安定,學校才有安定;只有國家上軌,學校才能接著上軌。所以我們希望今年的校慶,正是迎接國家轉入安定的局面,而又奠定吾校安定進步的基礎。”
他所期待的和平曙光正是即將到來的新中國。
懷著這種期待與信念,1949年4月,當國民黨教育部次長杭立武通知他,要他和同濟大學校長夏堅白、復旦大學校長章益、上海醫學院院長朱恒璧等人一起去臺灣,并已為他們準備好機票時,他決定抗命不從。但硬抗不是上策,他們幾個商量之后,決定采取拖延的辦法。見沒有動靜,幾天后特務頭子方某徑直將電話掛到王之卓家里。方在電話里大聲責問為什么還不走?說:局勢緊張,你必須馬上去臺灣。放下電話后,王之卓趕緊跑去和夏堅白等人商量,幾個人決定再拖一個星期再說。一個星期過去了,上海還在國民黨手里。怎么辦?繼續拖下去勢必引起方某的懷疑。這時有人想出一個計策:趁方某不在的時候去找他,這樣,等到方某再打電話來的時候,就有理由推脫了。于是他們特地選了一天中午快下班的時候,去上海大廈找方??墒莿傋叩椒降霓k公室門口就聽到他在里面訓話,幾個人吃了一驚,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就迅速走到走廊盡頭的廁所里躲起來,直至確信方下班了,才出來去敲方的辦公室門,和他的秘書敷衍了一番。而為了躲避方某,在這以后,王之卓只好有家不歸,住到朋友家里。就這樣,王之卓等人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和平曙光,巧妙地與國民黨要員周旋,一直堅持到解放。?
1949年5月,當人們載歌載舞歡慶解放時,愛國正直、恪盡職守的王之卓以極熱情的態度,積極配合,將一個完好的交大交給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
對這段歷史,上海交大出版的“校志”作出了肯定的評價:“王之卓出任交通大學校長期間,時值上海解放前夕,能在極其困難中維持辦學局面,盡力保護校產和人才,為保存交通大學迎接解放與上海軍管會的接管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新中國的建立,激發了王之卓振興中國測繪科學事業的無限熱情和創造力。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王之卓離開交大到青島參與組建青島工學院。1955年,他又作為專家,調到武漢參與組建全國第一所民用測繪專業學校——武漢測繪制圖學校。該校后來發展成我國唯一一所著名的測繪方面的重點大學,并先后更名為武漢測繪學院、武漢測繪科技大學(該校2000年與武漢大學合并),而王之卓自此便在那里工作直到去世。在武測,王之卓先后擔任過系主任、副院長、名譽校長等職。盡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始終沒有中斷其學術生涯,哪怕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時期。
王之卓在他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內,不僅是一個科學的實踐者,還是時代的預言家。他超前的科學思想和眼光,使他總能預見到科技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動向,所以他總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高屋建瓴地指明學科發展的方向,進而做出具有重大創新價值的科學貢獻。
遙感是在空間技術基礎上,于20世紀70年代才誕生的新興現代科學技術。但早在此前的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60年代美國成功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后,王之卓便敏銳地意識到,這將給測繪科學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他預言:“人造衛星將為測圖人員提供編制或修訂地球上地形圖的相片。”而當時人造衛星即使在美國也還處于保密階段,且主要用于軍事目的。
王之卓曾說:“航測與遙感技術本質上沒有什么差別,都是根據電磁波的輻射,借助非接觸傳感器來獲取所研究物體(主要是地球表面)的攝像,只不過遙感記錄的電磁范圍要比航空測量的寬得多。但從發展中看問題,航測沒有理由永遠限用在照片的狹窄的光譜范圍內。從信息的處理方法而言,比較起來遙感偏重在物理方面,而攝影測量偏重在幾何方面。”王之卓的觀點指明了傳統攝影測量向遙感發展的必然趨勢、航空攝影測量和遙感的學科關系及其屬性。
此后,他就一直執著于發展中國的遙感技術并努力使它服務于國家建設。20世紀70年代,王之卓多次出國考察國外測繪部門中遙感發展狀況。針對當時我國測繪界普遍把攝影測量與遙感分開的現象,他指出:“攝影測量也可理解為遙感技術的一個分支”,“我們要充實這方面的知識”。他還系統論述了攝影測量與遙感的關系、航測與遙感的發展方向,并提出發展我國遙感事業,促進航測與遙感融合的看法和建議,呼吁要盡快考慮在航測專業理論中,增加遙感的科學知識。在王之卓推動下,1980年,武漢測繪科技大學航測系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遙感教研室,開設了“遙感技術基礎”、“遙感圖像的幾何處理”、“數字影像處理”等課程。同時,還將老專業“航空攝影測量”成功改造為“攝影測量與遙感專業”。此后,該專業在王之卓帶領下,發展成為測繪類專業中唯一的全國重點學科,其實力可與國際一流的同類學科相媲美,使我國成為諸多外國專家眼中可與美國、德國并列的世界航測遙感技術的3個超級大國之一。
王之卓的科學洞察力深遠。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計算機、航天技術的迅速發展,王之卓預見到數字化技術是攝影測量由模擬與解析向自動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在世界上率先提出“全數字自動化測圖”構想,并給出“全數字自動化測圖系統研究方案”,而這正是當時國際測繪界高度關注、尚未解決的重大課題。
該課題后來不僅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而且在他直接指導下,經15年艱苦攻關,最終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技術問題上取得突破,相關成果先后榮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并從1992年起實現了產業化,打入國際市場,成為中國唯一躋身于當今世界四大同類軟件產品之一。
王之卓在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源源不斷。20世紀50年代,王之卓即在用航測方法測繪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圖過程中,糾正了當時使用的蘇聯方法中用于山區的“瓦洛夫公式”的不足,并提出新的解算公式。該公式后來在航測界被稱為“王之卓公式”。“王之卓公式”從理論上對航測成圖方法和空中三角測量的誤差進行了分析,在我國航測事業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同期,王之卓還首次提出偶然誤差累積的系統現象及規律的理論問題,對提高我國航測成圖的精度和縮短成圖周期起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初,他在國內首先提出了利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解析法加密理論與實施方案的研究,并推導了利用電子計算機解算空中三角測量的基本公式,提出區域網平差方案。
70年代,他主持了“航帶法區域網電算加密”的研究,其“航帶法區域網平差程序”是我國最先編制出來的航測軟片,為推動我國航測領域應用電子計算機,發展航測生產做出了貢獻。
80年代,他又提出用微機與我國已有的立體座標量測儀聯機,實現“在線空中測量”的建議。
中國測繪科學發展的每一階段,幾乎都印有王之卓堅實的足跡。對此,原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校長寧津生如是評價:“我國測量科學發展的各個階段,王之卓教授始終站在學科發展的最前列,高瞻遠矚地指出學科發展方向,并奠定其理論基礎。”王之卓對航空攝影測量與遙感科學的奠基之功和特殊貢獻,為他贏得了“中國航測與遙感之父”的崇高評價。
愛才育才,風范照學人
作為教育家,王之卓自20世紀30年代末起,直至90年代一直沒離開過學校。長期的教學生涯,使他對教育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超前意識,對人才發現獨具慧眼。他不僅主張人才培養要“求實與創新、傳授知識與傳授方法并舉”,注重教學和科研結合,同時,他還以前瞻的科學思維,要求在日常教學研究過程中,追蹤學科發展最新動態,密切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因此,在人才培養方面,王之卓不是那種只傳授知識的教書匠,而是促進科學發展的領路人。
1960年,時任武漢測繪學院教授的他,給當時的研究生制定了六大研究方向:電子模擬測圖儀、縫隙糾正儀、自動立體測圖、電子計算機在航測中的應用、靜電攝影與攝影影像質量的評定等,而這實際上是20世紀60至80年代國際航測攝影界的發展方向。
他在科學上的超前智慧和眼光,讓他門下的人才脫穎而出。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著名攝影測量專家張祖勛,曾經是王之卓的研究生。當年張祖勛剛留校任助教就被王之卓看中,他立即要他編制相對定向的計算機代碼程序,而此時中國才剛剛開始引入計算機。
1957年,武漢測繪學院航測系四年級學生李德仁結合專業寫了兩篇論文,其中談到他發現的蘇聯專家寫的教材和權威專家論文中的錯誤,他很想知道自己對不對,就托人遞給時任系主任的王之卓。王之卓看了文章后,百忙之中很快就約李德仁到家里,從下午五六點開始一直談到晚上9點,晚飯也沒吃。王之卓在李德仁的文章上做了很多批注,哪里對,哪里錯,哪里好,為什么,都寫得清清楚楚。這讓當時還是個普通大學生的李德仁大受鼓舞,也大為感動。在后來的畢業設計中,李德仁把一個加拿大教授的公式推翻了,他后來的碩士論文,又把國際上流行的對系統補償效果的觀點給糾正了??梢哉f,所有這些都與王之卓早期對他敢于挑戰權威的創新精神的鼓勵、保護、支持有關。在撰寫大學畢業論文時,王之卓又親自為其修改,告訴他應如何組織文章段落、提要和附錄等等。李德仁畢業的時候,王之卓有心想收他為研究生,但由于他所謂的“問題”,結果被派到西北野外測量隊搞測量。王之卓看準了這是棵好苗子,不想讓他荒廢了,就經常寫信提醒他要學會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在王之卓的關心和指導下,李德仁在野外作業中解決了山區高程導線施測中的問題。粉碎“四人幫”后,李德仁已年屆40,但王之卓卻立即聯系上李德仁,要他跟自己讀研究生。讀完研究生,王之卓又推薦他到德國,師從著名攝影測量專家阿克曼繼續深造。
現在的李德仁早已是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航空攝影與遙感信息領域的著名專家,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每當談及王之卓,他都無比崇敬和懷念。
王之卓從教60余年,不僅桃李滿天下,還為中國測繪學科的教材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除20世紀40年代與夏堅白、陳永齡合作編寫了大型測量學叢書之外,50年代,他還根據我國航測理論與生產實際,結合自己科學研究和教學的經驗,編著出版了《平面測量教程》、《航測新技術》等一批優秀教材。粉碎“四人幫”后,他已年逾古稀,又編纂了《攝影測量原理》和《攝影測量原理續編》。這兩部書不僅囊括了當時國際攝影測量的最新成就,而且代表著我國攝影測量的最高水平,是該學科的經典著作,先后榮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和全國優秀測繪教材一等獎、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1990年,他81歲高齡,還嘔心瀝血地撰寫了英文版的《攝影測量原理(帶遙感)》。德國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主席、卡爾斯魯厄大學漢斯-皮特·貝爾教授看了該書后甚為驚訝,說:“幾乎沒有人能夠相信,這部長達92萬字的權威性的經典著作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著作的內容是該領域的核心部分,作者又是在81歲高齡完成的。”他是中國測繪教育當之無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王之卓為人真誠、友善、平和、謙遜。身為著名教授,他不僅親自給本科生上課,還常常晚間去學生宿舍答疑。冬天刮風下雪,路不好走,他就讓女兒打著電筒陪同。在教學科研中,他把所有同他一起工作的研究生、青年教師都看成自己親密的助手和學習對象,以為他們服務,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科研條件為樂事。
生活中的王之卓特別怕出名。一次,王之卓正在和年輕人一起研究課題,一位記者搶拍了一張照片,王之卓甚感不安,叮囑記者說:“千萬別寫王之卓在指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工作。”
遇到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王之卓閱稿時每每將它劃去,有時甚至附張紙條說:請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一次,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徐興沛為《中國科學家傳略》一書撰寫《王之卓傳略》并送他過目。他看了后附了一張條子,說:“我做了一些調整和改動,主要限于事實方面;至于對我個人過分贊揚吹捧之詞,我愧不敢當,我認為都應該刪去,例如什么‘航測元勛’、‘轟動西歐測繪界’之類。”至于有助手在論文發表時寫上他的名字,他知道了也是一定要去掉的。
對于學術界說的王之卓學術思想,他的回答是:“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學術思想,就是不斷地向我的學生們學習。”
王之卓虛懷若谷,寬容大度,有古君子之風。“文革”期間,他被整,戴高帽、掛黑牌、挨批斗、住牛棚、燒開水、掃廁所、賣飯票,年逾花甲下湖挑塘泥。“文革”后,提起這些事,有人以為他會耿耿于懷,誰知他卻說:“我確實加入過國民黨,當過當時的大學校長、少將處長。雖然我沒有做過壞事,但人家不信,在那個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他還說:“不管政治怎么安排命運,我只想社會會往好處發展,自己搞好自己的事業。”
王之卓活到老,學到老,貢獻到老,并永遠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還很少。他在《攝影測量原理》獲獎后曾說:“這本書還有許多不足,受到獎勵是不安的。這本書我還準備再修改幾次,爭取將高水平的東西留給后人。”他還說:“現在科學技術發展很快,不跟就要落后。所以,我還要補課,還要打基礎。”
1983年,他75歲壽辰時,對前來祝壽的師生說:“測繪事業在國家建設上應更加引起重視,但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夠;在國際上應占重要地位,但我們卻沒有做到。遺留的大問題,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我75歲不放松!”
1998年,他已90高齡,但還與年輕人互勉,表示要繼續珍惜光陰,充實知識,把自己的才智獻給祖國。
2002年5月18日,王之卓以93歲高齡走完他的測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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